1920年2月的一个深夜，山色如黛，星光晦暗。一辆骡车歪歪扭扭地费力前行，赶车的是一个留着大胡子，带着金边眼镜的圆脸男人，油渍渍的棉布外衫在月色的映照下一闪一闪地发出暗光。初一看衣着打扮，就是个普通的账房先生。那个时候的北京，一到年关口即赶赴全国各地收账款的人络绎不绝，很是平常，因而并不惹人注意。
圆脸男人一路上都在低声吆喝着骡子，却并不舍得打它一下。骡子也不时地回头，望一眼圆脸高鼻下方那对夜色下更显墨黑的八字胡。骡子知道车上的汉子很急，从他勒着缰绳的那双大手传递出来的似重非重的力道就能感受到。但是骡子也没法子，几百年了，明清的马，北洋的车，朝阳门外的这条官道上纵横交错着数不清的深深浅浅的轮辙，它有劲儿使不出来，刚想沿着眼前认定的这条辙儿往前奔跑，随即被一股不可控的力量甩到另一条辙上去了，来来回回，路没走多远，左颠右倒的上了天。
赶车的汉子并不恼怒，车里的安静了许久的男人却压不住火了：“我说，守常啊守常，大半夜的你非要赶我走，你怕警察厅那帮人干什么，他们又不敢把我吃了，抓了放，放了抓，我怕什么，出了……”，“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赶车的操河北乐亭口音，内坐的讲安徽怀宁土话，一北一南，一唱一和，你一言我一语的低声交谈起来，布尔什维克，列宁与十月革命，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两天一夜的旅程中，两人聊了个痛快，每遇到关卡路障，赶车的总要大声咳嗽一下，车内随即就会安静下来。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两首诗里说的正是骡车上的两个人，两个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然而历史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殚精竭虑的两个人并没有出现在一年半后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石库门里。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说是大会，参会的人算上两位外国代表，不过15人而已。在那个为期一周的酷热夏夜里，石库门里秘密进出着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躁动，热烈。而它真正的降生，因为一个“偶然的意外”，是在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
不管是望志路石库门还是南湖画舫，历史在那个极富纪念意义的时刻没有留下任何属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足迹。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一种声音大概是：两人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也没有预见到年轻的共产党会在中国改天换地，而他们又都忙于手头的事情，所以就把机会委派给年轻人了。
彼时，北京大学正值暑假，按说身为图书馆主任并担任相关教职的李大钊似乎应该比平时要轻松一些，但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水。这八所高校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因病不能主持工作，担子落在了李大钊等的身上。他整日周旋于学校、委员会、北洋政府之中，难于脱身。而陈独秀刚好受邀于广东革命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还兼着广州一所预科学校的校长，暑假了，修建学生新宿舍的款子还没有着落，他一走，事情可能就要黄了。
两个人都在为钱犯愁。两人也是常人，自然要遵循世俗的法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确实是两个人都没有参加一大的原因之一，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这种流行观点的后半段是有论据支撑的，但是前半段即所谓的没有预见性，不懂得会议的重要性可能真的只是后人的臆测、玩笑甚或无知的偏见。我不大愿意相信两个为了选择中国道路、改造社会思想而不遗余力的旗手会是那样的短视，况且守常先生早就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也一直坚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必将在中国取得成功，这也应该是二人在骡车上所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充满期待，充满信心。
那问题来了，既然两位彼此心意相通，笃信共产主义，为何不亲临会场，为中国共产党接生助产？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早在1920年的时候，通过和共产国际的反复沟通、酝酿，北京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湖南、济南、武汉、广州亦如此——这就是为何后来毛主席在自己的党员证填写的上入党时间是1920年5月。这就意味着在陈李两位真正的助产士看来，他们的职责和使命已于1920年完成，至于1921年7月的会议，交给年轻人就好了，革命是天然属于年轻人的。
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说李大钊先生的理由还比较充分，毕竟涉及到全市八所高校全体教职工的切身权益，要跟北洋政府据理力争死磕到底，他无法也没有必要分身，那么陈独秀先生的缺席理由就似乎不那么充分了，虽说都是为了钱，似可将此小事完全委托他人。这内里的原因可能是，陈独秀的性格说一不二，蛮横霸道近乎专制，他虽然从客观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可能绕过共产国际远东局，这里涉及到经费的支持、也涉及到组织经验，但他从内心里并不认可头顶上还有个太上皇在那里指手画脚，甚至可以说是从内心里厌恶，既然手头有事，不如（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成立大会上）避而不见。
最后（并没有直接的佐证），考虑到陈李二人的身份、样貌特征和巨大影响力，共产国际抑或共产主义小组内人员认为他们不必再冒无谓的风险，毕竟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上海成立的消息早就不是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北洋政府和租界巡捕房已有风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进入上海就被秘密监视了，上海石库门里的最后一次会议也被一个穿长衫的男人闯入，事后多年被证明是青帮第三把交椅、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
我们现在依然无法通过已有的资料，查证到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对于未能出席一大的亲身确切解释，已知的原因都源自一大代表的回忆文章。不出席和不出席的真正原因一样，都成为历史烟尘中的一个巨大遗憾。但不管怎样，历史也用另一种方式筛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革命领袖，他曾经是巨人身边的学生，后来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成为真正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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